2015年，中央有关部门举办的一次司法改革专题研讨会上，我作为唯一列席参加过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律师界党代表发言。发言中，我专门强调了成立专门少年法庭和未检部门的必要性。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在会后和我数次就这一问题向“两高”的领导提出建议，并多次在相关研讨会上发言呼吁解决这个问题。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这是我国未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为最高检后来设置专门的未检部门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8年是我国未检事业发展的关键一年。记得那年儿童节前夕，最高检专门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召开座谈会。在会议上，宋英辉教授和我再次专门就在检察机关设置专门的未检部门建言，时任最高检主要领导最后讲话时重点回应了这个问题，并对未来可能的未检机构设置提出了明确思路。2019年1月，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方案向社会公布，最高检设立第九检察厅为未成年人检察厅，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如今，在最高检党组的重视以及未成年人检察厅的直接推动下，未检已经成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关键的推动力量。对此，我有几处切身的感受。

一是切身感受到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的设置全面推动了未检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发展。最高检设置未成年人检察厅后，各省级检察机关也积极响应，设立了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市、县级检察机关则有的设置了独立编制的未检部门，有的安排了专门检察官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从而实现了全国未检自上而下的全覆盖。尽管大多数县级检察院只安排了专门检察官负责未检工作，但很多地方探索了相对独立的未检体制机制。不难看出，自最高检设置独立未成年人检察厅以来，几年时间就已经全面推动了我国未检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发展。

二是切身感受到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政策改革的进程。2018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启动了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工作。最高检发布的很多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直接推动了相关法律条款的制定。例如，入职查询以及强制报告都是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受到伤害从而实现早发现、早干预的重要制度，但这些制度背后都涉及相关单位的主体责任，在立法过程中很容易因为陷入争议而被搁置。由于最高检已经推动了相关改革并发布了具体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所以在立法过程中对这些重大问题几乎没有争议就顺利通过。

三是切身感受到我国未检有效推动了“六大保护”协同发力。2020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我国“六大保护”的法律框架，所以如何推动相关责任主体协同发力，成为落实法律的关键点。记得有次在最高检的座谈会上，我提出了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问题，后来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专门邀请当时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以及部分专家学者，对如何更好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进行研讨，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从未成年人权益视角对食品安全问题加强关注。近年来，各级未检部门通过“一案多查”“多案联查”，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有效推动了“六大保护”协同发力。

四是切身感受到未检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到关注所有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历史性变化。最高检所推动的单独设立的未检机制，不仅是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民事及行政诉讼监督等案件，而且是通过公益诉讼、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等职权监督其他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以及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这样就把工作对象从原来的案件当事人扩展到所有未成年人。2019年，湖北省黄冈市邀请我设计未成年人保护方案时，一位多年从事少年审判工作的少年法庭负责人对当地未检工作大加赞赏，她提到当地未检部门牵头联系当地教育以及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对当地所有中小学校的食堂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全面整改意见，其成效受到了当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五是切身感受到未检发出了强有力的司法声音。普法的难点不仅在于让人民群众知晓法律知识，更关键的是要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法治意识、感受法治力量。最高检通过深化、创新普法形式，向全社会发出了强有力的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的声音。2017年9月，最高检开始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守护明天》节目，我参与了前期节目的策划以及前几年节目的录制，这些节目通过各地检察官亲自讲解办理过的典型案件以及现场主持人与专家的对话，向全社会介绍了这些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以及检察机关所开展的专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领域有力地弘扬了法治的力量。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时代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人类社会正在快速由工业时代进入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时代的变化给国家治理特别是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期待并相信，不断健全、完善的未检制度不仅将成为我国应对这种全新挑战的重要制度保障，也将为世界各国探索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发展继续贡献“中国方案”。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佟丽华）